在中国的山顶：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清光绪《五台山行宫坐落全图》中的《五台山全图》，

山，

是自然力量的见证，

(资料图)

山上的建筑则体现了人的智慧。

而认识山，

在山上郑重地建筑，

或许也可以成为中国建筑传统中

一项引以为傲的成就。

名山建筑，

本身常常就是浪漫地理学所追寻的崇高景观。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

文化遗产学系主任张剑葳等编著的图书

——《名山建筑》

对于人们了解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审美理念，

理解古代中国人在城市、

建筑与园林方面的审美意象，

可增加不少有益的知识，

并能够在游历这些古城、古山、古寺、古园中，

感受到某种酣畅淋漓的大美意趣。

▲名山建筑

张剑葳等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2022年

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太山高古：五岳建筑景观

第一节  东岳泰山

第二节  西岳华山

第三节  中岳嵩山

第四节  北岳恒山

第五节  南岳衡山

第二章  洞天福地：道教名山建筑景观

第一节  青城山

第二节  龙虎山

第三节  茅山

第四节  武当山

第三章  人间梵境：佛教名山建筑景观

第一节  峨眉山

第二节  五台山

第三节  普陀山

第四节  九华山

第五节  天台山

索  引

参考文献

后  记

导  言

文 / 张剑葳

1

山与观念

中国的名山不胜枚举，景致各有千秋。

谢凝高先生早就提出“山岳空间综合体”，以此概念纵论名山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引学术之先。然而在大众心中，中国的名山仍然难以选出毫无争议的最美代表。但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出于对山的某些观念，人们登览、诗咏、绘画和建筑，留下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印迹，也形成了一些惯常认知：如“五岳”虽然不是最高的山，却无疑是最有中国文化代表性的山；道教最爱名山胜地，求仙修行必要入山，汉晋以来所涉之名山越来越多，“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都有不止一种版本；佛教不仅四大菩萨各有一座山作为应化道场，许多名山与大寺常常紧密结合，甚至以山作为寺的代称。

五岳代表了古代我国所倚仗的最重要的大山。中国古代九州，各地都有自己的“太山”。例如华山就又称“华大（太）山”“太华山”，霍山本也称“霍太山”。李零先生在《岳镇海渎考——中国古代的山川祭祀》中谈过，“太”字写成“泰”，是秦国文字的特点，汉代文字承袭之，常把“太”字写成“泰”。“泰山”就是“太山”，就是“大山”的意思。

宗教学家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阐述过山的“圣化”，认为山是人文世界中人赋予周边环境秩序与意义的媒介。五岳作为各个区域人们心中的大山，代表了王朝疆域中各个方向的重要空间节点，这样的观念早在秦帝国统一疆域之前就形成了。帝王对疆土神山大川的巡狩封禅具有重大礼制意义。泰山、嵩山等山岳，这些在礼制上意义重大的地点被视为宇宙中的关键位置，甚至被当作世界的轴心，是自然与神界的交汇之处。对这些神圣山川的巡狩封禅，就是宣告对建立王朝和创造世界掌控的象征。这深深影响着中国历史上的君权观念。

五岳在历史上有过变化，与帝国疆域的变化有关。例如秦就以吴山为西岳，以华山为中岳，以衡山为南岳；而到了汉代，就以嵩山为中岳，华山成为西岳（图1），以霍山为南岳（即安徽的天柱山，不是山西的霍山）。疆域变了，东西南北中的位置自然也会有所变化。与五岳相关的建筑，早期与帝王“封禅”有关，后来逐渐固定为规模宏大的岳庙，历代遣官致祭。或许是为了方便较大规模的祭祀，岳庙并不在山上。

▲图1  华山

镇山是比岳山次一等的大山，也在官方规定的祭祀系统中。五镇虽然重要，如今名气却远不如五岳，多数人不能说全：东镇山东沂山、南镇浙江会稽山、西镇陕西吴山、北镇辽宁医巫闾山、中镇山西霍山。相应地，镇山也有镇庙。镇庙与山的关系，似乎常常比岳庙与山还要更近一些。

天下名山雄奇险峻、幽深秀美者多矣，但像这样在历史上起到天下四至与中央坐标作用的，唯有五岳。

道教被认为是与自然山川最为亲近的中国本土宗教，求仙、隐修都需要入山。陶弘景的名句“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作于南朝齐梁之际，此时，江南的山岳文化景观正蓬勃发展。魏斌先生研究指出，江南名山的兴起，起初有中原政权南迁而权宜的原因，如葛洪所说的“中国名山不可得至”，之后随着山中修道的普遍化，逐渐产生出山中神仙洞府的构想，带来山岳空间的神圣化。山中寺馆的兴起，使得“山中”成为一种特殊文化场所。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了这种景观差异和文化变动，“‘山中’呈现出独特的文化面貌和地理格局, 并成为与六朝历史关系密切的内容。”

道教对世界的整体观念显然也与山紧密相关。喀斯特地貌是一种自然景观，会在地下形成溶洞，在地表则形成一座座平地突起的石山。但同时它又是中国文化地图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思想史上重要的“洞天”观念与想象的生成，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观、宗教空间的建构，文学作品、审美话语的沉积，以至建筑与理景中建成环境的塑造，均可回溯到这样一种大地与空间的形态上去。德国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在观察中国人对幸福观（Happiness）的追求时认为，魏晋以降，山中“仙窟”开始替代东海、昆仑仙境成为中国的“乐土之地”，伴随着地理甚至地质探索的旅行活动大量增加，从晋宋时代的游记、地记中可见一斑。

随着人们对喀斯特地区的开发建设和溶洞的发现，人们对世界形成了奇妙的想象：“多孔的，如同海绵般的构造，自各个方向以裂罅、门户、竖坑和通道与诸界相联”。道教则将“洞天福地”这一概念发挥到极致。道馆的建设，也常常依傍于洞天。（图2、图3）

▲（左）图2  武隆天龙天坑与重建的天福官驿

（右）图3  武隆天生三桥之一的天龙桥

重庆武隆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组成部分，

有极为壮观的天生桥群。

天福官驿始建于唐代，

是古代涪州和黔州传递信息的重要驿站。

虽然是2005年重建的仿古建筑，

却为天坑景观增加了人的痕迹。

佛教名山中，人们喜欢将佛教经典中传说的山名与中国的山名相对应，津津乐道，安排出普贤、文殊、观世音、地藏四大菩萨应化道场，还有鸡足山这样的佛弟子迦叶道场。不少大刹设于山中，山寺一体，天台宗就因创始人智顗常住浙江台州的天台山而得名（图4）。当提到山中建筑的时候，许多人的第一反应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就是佛寺，可见佛教名山与建筑的关系密切。甚至南宋皇帝钦定的最高等级的十五座禅寺，就称为“五山十刹”，或“五岳十山”——山就是寺、寺就是山。南宋时，日本僧人彻通义介入宋巡礼五山十刹禅宗寺院，回国后作《五山十刹图》，对日本的佛教寺院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图4  天台山著名的石梁飞瀑

文殊菩萨是最早拥有自己应化道场的菩萨，唐代以来，《华严经》中的文殊道场清凉山被确认到华北的五台山。由于《华严经》文殊和普贤并尊，唐以来普贤道场峨眉山也开始与文殊道场五台山并称，澄观法师曾于唐大历十一年（776年）同时朝拜五台山与峨眉山。宋太宗也将五台、峨眉并称为名山：“勅太原、成都铸铜钟，赐五台、峨眉名山”。

实际上到了很晚近的时候，四大菩萨与四大名山才最终完成对应，距今不过百余年。从明万历三十一年至三十六年（1603—1608年）年间开始酝酿，还经过文殊、普贤、观音“三大士”对应三座名山的过程，历经近三百年，到1878年才明确完成——“今之奉供圣像，并依智行为定位，则先文殊，而后普贤也。是故域中四大名山，第一五台，文殊居之；第二峨眉，普贤居之；第三普陀，观音居之；第四九华，地藏居之。”

民国19至26年（1930—1937年）印光大师在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等旧志的基础上修了《四大名山志》，这在中国佛教史上尚属首次，对四大名山概念的推广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由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和九华山组成的四大名山体系就深入民心，广为人知了。

在四大菩萨与四大名山信仰形成的长时段过程中，文殊之智、普贤之行、观音之悲、地藏之愿的菩萨内在精神一步步融合发展。正如圣凯法师所言：“佛教‘四大名山’的形成，是中国佛教信仰具有标志性的现象，是佛教信仰中国化的最具有代表性的结果。”

以上，是本书将要分类展开的三组中国名山：五岳、道教名山、佛教名山。它们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观念密切相关。

2

山与建筑

山由自然的伟力造就，建筑则是人类特有的行为。

山与建筑常常有所关联。世界上多个文明都有关于圣山的传说和论述，人类学和宗教学对建筑与山的关系非常重视，常常上升到历史宇宙观的高度。伊利亚德在论述山时就认为：所有建筑的前身都是山，因为所有的建筑都是世界的中心，就如同山是世界的中心一样。如果我们亲手搭建过房屋，就能对此有所体会——人类运用双手和自然材料来营造栖居住所，从而在自然的秩序中建立了一套新空间、新秩序——这种改变世界的行为近乎通神，无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完成房屋建造之时总要举办仪式酬神。

具体到山和建筑的关系，人类学家对此有敏锐观察，认为是否在山顶盖庙，事关重大。正如王铭铭教授曾谈及对山上建筑的印象：

“在民族志的定点研究与区域研究中，我有了一些对山的印象：在中国，在汉人之所在地，人们想在山上盖庙，而一旦进入‘他者之地’，比如穿行到藏地，我们就能发现，人们大概不会在山上盖庙。这印象含义是什么，我并不确定，我只是猜想一个企图在山顶盖庙的民族，与那些以山为‘庙’的民族之间，有着不同，这一不同中，存在着巨大的理论思考空间。”

人类学家有着敏锐的观察，其中可思考与论说的空间很大，不可一概而论，而需要放在历史维度中具体来看。例如，根据汉地传统的“藏风聚气”风水理论，山顶实际上并非理想的建筑场所。并且，企图在山顶盖庙的民族，未必就不认为山和山顶的庙是一体的，甚至会用山顶上金色的建筑屋顶来概括指代整座山（例如“金顶”），此时，庙就可被视为山的延伸。

建筑是人类干预自然的痕迹，人们在山的各种地方——包括山前、山脚、山坡、山洞、山顶——都留下了营建的建筑或景观的痕迹。在不同的选址中，可以不断去体味古人理解的建筑与山的关系（图5）。

▲图5  芦芽山太子殿

上图远处是芦芽山主峰卢芽峰，海拔2736m，

建有一座明代的小型石殿。

近处高山草甸上的红色石块，

则是北齐长城的遗迹——

如此人迹罕至的高处，也留下了人的痕迹。

五岳山下，都有专门的岳庙以致祭，岳庙的规模都很大。岳庙有些在城里，例如东岳岱庙在泰安府城内西北、北岳庙在曲阳城内西部；有些却是城庙分离，例如中岳庙就不在嵩山太室山南麓的登封县故城内，西岳庙也不在华山北麓的华阴古城内。岳庙与城的关系或许不是本质，关键在于庙与山的对位关系。古人善于在山水形胜的大尺度上去把握和选择岳庙或相关建筑的营建选址，常常安排了长轴线对位。登泰山的起点从城内的岱庙门前开始，通过岱庙，古人其实也谋划了泰安城与泰山的关系（表1）。

▲表1  岳庙与相关城市的关系

均州古城与武当山，也是通过设置与山有关的建筑，将城与山建立起联系的代表性案例。武当山空间序列的起点不在山下，而在60里外的均州古城（今丹江口市）。根据真武降生于净乐国为太子的故事，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在均州古城修建了占地10万㎡的大型道宫净乐宫，特别设有“紫云亭”，附会传说中太子降生时“有紫云弥罗”，让这里成为展现真武大帝传说故事的第一站。净乐宫外以一条长达30km的石板官道，直通武当山麓。人们从这里出发，就将循着净乐国太子的神迹，逐渐脱离尘俗进入到神山仙境。通过净乐宫建筑，城被纳入了山的叙事。

从建筑技术史上看，在山顶建造房屋，难度显然高于山麓与山坡，对设计水平、建筑材料、施工技术的要求尤其高；而在山地建筑，难度又高于平地。古人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在山上建筑，这样艰难的事，背后常常有政治、宗教等巨大的推动力，否则实在难以完成（图6、图7）。因此，对其思想根源、象征意义以及相关建筑表现手法开展考古学和建筑学研究，一定能获得古代政权、信仰、礼制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图6  陕西清涧辛庄商代建筑遗址

▲图7  峁顶上的夯土建筑与石砌小庙遗址

爬到这座峁顶，用洛阳铲勘探，

很明确可以判断这里曾有商代大型夯土建筑，

而在峁顶略低处还叠压有更早的龙山时代石砌工程。

峁顶一间荒废的石砌小庙基址，则来自清末。

这是绵延四千年的山顶建筑传统。

在山顶建造房屋这件事起源很早，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有的梁峁顶就曾有商代的大型夯土建筑。经过考古调查，还发现这些商代山顶建筑之下，有的还叠压有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的建筑，用石块垒砌。石峁遗址的发现，以规模宏大的史前石城震惊了世人，其实这也属于山上的大型建筑工程，考古学家从文明探源的角度正在对它做深入研究。其实这种在山上建筑的传统，是从史前到近代，长时段地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的，长期以来没有得到重视，值得从工程科学、营造思想、文化传统层面再做挖掘和思考。

3

山与山势

百尺为形，千尺为势。山的形态各异，美感各不相同，山势地形也必然影响山上建筑的形态。与山的尺度相比，建筑实在小太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筑对山的整体形象没有影响。相反，山间的重要建筑，常常是帮助人们对山的形象形成记忆的关键点。当然，人们来到山前，首先感受到的还是山势。

选址理论之“形势宗”首重“觅龙”，观察山势地脉，对山的形象有很具体的分类评判。这里不从这个角度展开，而从建筑与山的空间模式来看，可归纳出名山中常见的四种类型：

（一）全山耸立式

全山呈现相对完整的山峰形态，整体形势明确，山顶山脚呈现出的相对落差大，在历史景观中通常以全山或单独主峰的形态出现。登山阶梯从山脚向山顶蔓延，是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图8、图9）。对天梯的形象予以强调，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比较丰富的建筑空间序列。

▲图8  泰安城与泰山地形图（图中标记处为岱庙）

▲图9  泰山南天门

全山耸立式的名山，其山前的城市与建筑常常会把山纳入空间规划的格局。例如山东峄山，就是典型的全山耸立式的神圣景观。峄山现在并不出名，但却曾经是秦始皇东巡准备封禅的前站，也是邹鲁之地著名的圣山。峄山南麓的纪王城遗址，春秋时曾经是鲁国附庸邾国的都城。根据李旻先生运用美国科罗娜卫片所做之考察，邾国宫殿基址与峄山主峰连成一线（图10、图11），纪王城“东、西城墙则分别朝向石山展开，仿佛在象征性地把神山纳入到城市的轮廓之中。整个城市的平面图围绕着峄山已经被确立的神圣景观发展起来，而峄山最终也成为统一王朝神圣景观的一部分。” 

▲图10  峄山与周代邾国纪王城的位置关系

明、清方志图中均已绘出峄山与纪王城的关系。

卫星图片另请参见：

李旻，王艺. 中国考古学景观与卫星图片的利用[J]. 

形象史学研究,2013(00):256-264。

▲图11  峄山地理模型图

全山耸立式的大山，气势撼人。全山耸立的小山则很常见，乡野中的小山小丘立小庙，多属于这一型（图12）。

▲图12  丫髻山

丫髻山位于北京平谷，是京东名山。

整体形势全山耸立，但在山顶分出两个顶峰，

就像分开的两个发髻，因此得名。

（二）拱卫主峰式

在群山或群峰环抱拱卫中，有一座主峰占统摄地位，武当山天柱峰是典型代表。这样的山势，在历史景观中通常以主峰大顶立神殿或神坛的形象出现。全山或主峰孤立的景观固然震撼，群峰拱卫则显得主峰大顶更加尊崇。武当山天柱峰大顶立金殿，是此类山势景观在中华帝国晚期达到的一个成就高峰（图13~图18）。

▲图13  武当山地形

（本图为由北向南看，标记处为天柱峰金顶）

▲图14  明代“太和山瑞图”中的天柱峰，

此时天柱峰上的金殿尚未安放，

仅建好了石砌平台。

▲图15  武当山天柱峰。

明代以来，由于明成祖的崇奉，

武当山成为“大岳”“太岳”，地位甚至在五岳之上。

八百里武当，

群峰拱卫之中的主峰天柱峰顶立金殿，

代表了神仙金阙的完美图式。

▲图16  云台山茱萸峰地形

▲图17  云台山茱萸峰

▲图18  茱萸峰真武庙鸟瞰

云台山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和山西省晋城市陵川县交界处，是太行山脉的南端。茱萸峰海拔1308m，峰顶有真武庙。虽然峰顶建筑已经近年重修，但形势仍延续了旧貌，有明代御制碑记。

（三）山脊绵延式

相比全山耸立和一峰突起的山势，其实连绵的山势是更寻常可见的。山峰形态不凸显，有连续的小峰或小平台，以山脊相连；或是连相对较高的小峰也不明显，而仅有连续的山脊。这时，建筑在选址时除了尽量寻找山间平缓处，在高处就得沿山脊绵延建设。因此技术要点和难点就在于处理山顶的基座平台。基座稳固了，平台上就能有良好的建设条件，这是古人的智慧。

其实早在新石器晚期至商时期，山顶的建筑就已经使用石块或夯土来帮砌基座平台了。晚近的就更多，如京西妙峰山（图19、图20）、汾西姑射山（图21）、洪洞青龙山（图22）等。

▲图19  妙峰山金顶地形

▲图20  妙峰山金顶鸟瞰

▲图21  山西汾西姑射山真武庙

▲图22  山西洪洞青龙山真武庙

（四）群峰并立式

群山中主峰的高度优势并不明显，没有特别突出地占统摄地位，或是有三五个主要山峰几乎同样突出。一般来说，建筑就会分布在这几座主要的山顶及其谷地中。结合这种群峰的空间形式，其历史景观也会以关联的方式形成解说模式。例如：章嘉·若必多吉在编写藏文五台山志时，就将五台山“坛城化”（图23），五座山峰分别对应于五方佛：“中峰为身，东峰为意，南峰为功德，西峰为语，北峰为业。五峰依次是毗卢遮那佛、阿閦佛、宝生佛、阿弥陀佛、不空成就佛。”

茅山的三座主要山峰大茅峰、中茅峰、小茅峰，则被认为依次代表了大茅真君、二茅真君、三茅真君（图24）。

▲图23  清光绪《五台山行宫坐落全图》中的《五台山全图》，

画面上方从左至右依次是

西台、中台、北台、东台，

南台在画面下部左侧。

五座山峰环抱的部分，就是台怀镇。

▲图24  茅山的大茅峰、中茅峰、小茅峰，

三座茅峰依次分布于画面前端、中部和远处。

宋代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中就对五岳的形势有总结：“嵩山多好溪，华山多好峰，衡山多好别岫，常山多好列岫，泰山特好主峰。”——华山适合描绘的山峰多，衡山别致的峰洞多，常山（恒山）峰洞成列队之势，泰山就是以主峰为特别突出。

本书归纳山的形势，并不为了入画，而在于探讨建筑模式与山势的关系。

4

山与山图

画家作画，必然要观察山势山形。而山图与山水画又不同：山图是一种地图，将地形、地貌、地物（建筑、桥梁、城市）等信息以尽量准确的相对关系呈现出来，其工具属性使其与山水画相区别；山图又不完全是地图，而常常还有一些想象与艺术的成分，讲究者还会以青绿或金碧渲染。

▲图25  《四川大峨眉山全图》

地图是抽象的，重在记录和传达地理信息。山图要传达山的地理信息，现代均以等高线在平面图中来表达，有时配合高程或地貌分色。中国传统的山图是立面与平面结合的，对于想强调的关键建筑，常常放大表达，而不重要的可能就简化或省略，表达方式接近现代的名山风景区旅游图，有的还会画上著名景致、风物特产。讲究的地图，甚至从山脚到山顶，随着海拔的升高，还会把植被景观的变化表达清晰，例如《四川大峨眉山全图》（图25）；至于壁画中的巨幅山图，信息与意象就更加丰富细腻，能令人遨游沉醉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敦煌莫高窟第61窟的《五台山图》。

本书收集的峨眉、五台、普陀、九华竖向长卷山图，是此类山图中的佼佼者。即便身不能至名山，跟随古人游览山图，也能乐得不能自拔（图26）。

▲图26  五岳真形图，每个图形都非常神秘，

颇令人摸不着头脑。

有学者坚信，

五岳真形图是从每座山岳的等高线图抽象变体而来。

古代入山求仙的道士佩戴真形图，

名义上是“避山中鬼魅精灵虫虎妖怪”，

其实是带着一张山岳的地形图，保其不迷路。

5

山与地方

在五岳、道教名山、佛教名山之外，其实还有一类普遍存在的山，或许并不那么著名，辐射范围比不上前三类大山，却也分别在各自的区域深入人心——这就是各个地方区域性的名山。它们常常以山顶的神庙作为信仰中心。有的区域性名山历史悠久，如山西的霍山（图27）、姑射山，北京的妙峰山，河南焦作的云台山，但今日所见之建筑景观并不能早至其山成名时，即便如此，它们仍在建筑史和社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当我们具体而微地去看地方的一些山头，它们也许并不都如五岳那样高大雄奇，也不像五台山、武当山那样有全国甚至国际影响而成为朝山进香目的地，但在被它们辐射的信仰区域的人们来看，山和山上的神庙、祠寺建筑，正是人心所向，庇护、影响着人们的生业与精神。

信仰人群、香会的来源地分布及其组织，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权力运作。各座圣山作为不同层级的信仰中心，辐射范围各不相同，在不同的历史截面中交织成共时的网状结构。这反映的是山与地方社会，本书暂没有对地方区域性的名山展开论述，留待下一步研讨了。

▲图27  在霍山脚下远眺主峰中镇峰

段义孚先生在论述地理学的浪漫主义时说，“地球这颗行星孕育了奇迹，催生了无数非功利的、崇高的以及浪漫的阐述性文字。这些文字也囊括了对地球上那面积庞大、不适宜人类居住的自然区域——比如高山、海洋、雨林、沙漠和冰原——的描述。由于不可居住或者不宜居住，这些地带使人们的思维从如何在其中居住的定式中解放出来，转而倾向于满足他们对愉悦和智慧的需求。”

山是自然力量的见证，山上的建筑则体现了人的智慧。“认识自然山水之审美价值并进行正面书写是中国文学传统可以引为骄傲的一项成就”。而认识山，在山上郑重地建筑，或许也可以成为中国建筑传统中一项引以为傲的成就。名山建筑，本身常常就是浪漫地理学所追寻的崇高景观。

本书作者近年乐于登览，巡礼名山，寻访建筑。当我们看到一组前案后靠风水合宜的山居，看到一脉在山脊绵延的庙宇，看到一座群峰拱卫之中的金殿，我们知道，这是一处先民选中并为之奉献的地方。

而当我们追寻崇高景观，来到一座山顶，发现那里却从来没有建筑痕迹，甚至连人工筑打的坛也没有。山顶的罡风萧瑟中，与大地尽头落日相映的，将只有里尔克的诗句：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着，读着，写着长信，

在林荫道上来回

不安地游荡，当着落叶纷飞。

图片出处：

图8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图10  （清）娄一均. 邹县志[M]. 清康熙55 年(1716 年）刻本，图考第七页；

图11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图13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图14  原图藏于北京白云观，复制品于武当山博物馆展出，张剑葳摄；

图16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图19  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网站；

图23  饶权，李孝聪.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 · 第四卷：山图 · 五岳、佛教名山[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816；

图24  陶金摄；

图25  饶权，李孝聪.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 · 第四卷：山图 · 五岳、佛教名山[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870；

图26  饶权，李孝聪.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山川名胜舆图集成 · 第四卷：山图 · 五岳、佛教名山[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1049；

除以上标注外，其余均为张剑葳拍摄、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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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忻州芦芽山太子殿

文｜张剑葳 等

BY｜纸上考古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

辑｜山西晚报全媒体编辑 南丽江

审核｜方天戟